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建立起了完整、独立的制造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双赢的重要发展理念被加以贯彻实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从“十四五”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远景目标高度将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置于重要位置。制造业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结构优化升级中意义重大，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是建设制造强国和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随着全球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中国通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制造企业多数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专业加工组装环节，并因这些环节多使用资本密度高、排放强度大的技术，而陷入“低端高碳锁定”，成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问题的关键来源，从而使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却急剧增长。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正面临周边国家“低端产业吸纳”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
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等都进一步对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2019年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把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就是围绕提升制造业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将产品设计、生产等全生命周期阶段对环境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促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获得经济、生态与社会综合效益最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转型的深入实施，制造业作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其绿色发展效率，以实现自身的绿色增长。在此背景下，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多围绕制造业的绿色生产效率测算展开，但从省际空间层面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研究则较为鲜见，且缺乏从动态演化视角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剖析。为拓展相关研究，本文采用SBM模型从省际空间和全国四大地区层面，来衡量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明晰制造业绿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剖析，以发现制约其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探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将进一步为政府在制定及实施环境政策，优化制造业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等方面提供参考。
二、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省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所呈现的时空格局演化分异特征，说明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累积效应已成为绿色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这种在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特点，其原因可能与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有关。一方面，位于双高聚集区域的经济发达省份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资本、技术创新等高端要素的聚集有助于制造业的绿色发展；而位于双低聚集区域的经济落后地区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端要素的聚集不足导致了其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长期出现低值集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较高的经济水平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的支撑作用（李新安，2019）；同时由于贸易往来和产业资金跨地区转移产生的技术溢出，也有利于推动地区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金融市场发达，高新技术人才密集，交通便利、科技研发水平投入产出转化率高等优势造就了该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高于其他地区（梁圣蓉、罗良文，2019；黄磊、吴传清，2019）。
从制造业发展的演进规律来看，在工业化的前期乃至中期阶段，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以数量扩张为主。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步饱和，数量扩张日益受到市场需求以及外部各种约束条件的制约，迫切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制造业门类齐全、生产能力强，但不少产业的产能进入了相对过剩阶段，急需推进制造业向产业结构低碳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能源资源利用高效化的绿色制造方向发展。就区域层面而言，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1.各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不平衡
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有助于实现制造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共存。但对中国大部分省份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时期，尚未摆脱传统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发展模式，制造业高物耗能耗的“重型化”结构特征明显，制造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存在较大冲突，绿色增长点较为欠缺。另一方面中国各区域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区域差异性较为显著。从四大板块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上看，东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制造产品的“智能化”“轻型化”和高附加值化较为突出，制造业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其次，东北地区较差，西部地区总体最差。通过前面对不同时间节点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效率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的增速突出，东北地区的增速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减小，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变大。
2.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不足
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为根本动力，而中国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尽管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效率近年来在不断提升，但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双低型集聚，表明大多数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多处于低端生产加工环节，整体技术层次和绿色化水平较低已成为绿色转型的短板。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导致关键核心技术、自有品牌等较为缺乏，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具有较高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中国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但随着近年来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全球各大经济体争相在高端制造领域建立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在面临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困境下，再次转型绿色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中国多数地区对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实现绿色转型缺乏足够认识，宁愿花钱买技术，用市场换技术，也不愿持之以恒地投入巨额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源等去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进企业进行科技研发，造成这些地区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对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形成制约。
3.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协同机制有待完善
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涉及面较广的特点，要求在区域空间上形成相应的评价监管体系、认定标准、激励政策和组织协调机制。实证分析中各省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在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较大差异性特征，尤其双低聚集区域省份远多于双高聚集区域省份，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地区间在环境规制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区域相关政策及协调机制不完善条件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高环境规制的地区将会促使污染产业在国内不同地区间转移，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李新安，2021）。这样一地区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将部分高污染产业就近转移到其他地区，近邻地区的污染治理成本就会加大，给绿色创新投入带来阻力。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高发展水平的地方政府更有财力对绿色技术创新实施补贴，其向市场传递的积极信号，则可能吸引邻近地区的商业资金，导致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融资减少，抑制邻近省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尽管在国家工信部指导下，已组建中国绿色制造联盟，但目前仍未形成政府、协会和企业等各主体参与的统筹管理机构与组织协调机制，联盟的功能作用尚未很好发挥。
三、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及路径
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与中国加快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中国制造业应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面向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开展绿色清洁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强化制造业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绿色协同链接，并以数字信息技术等高端要素优化区域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完善制造业绿色化区际协同机制，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行业资源能耗减量与质量效益提升的绿色发展转型。
1.以技术创新增强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绿色制造”是中国乃至国际发展的趋向，绿色创新的驱动力不足是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层次和绿色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创新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要求，推动制造业以绿色创新驱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向高质量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长期占据高端的经验也表明，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是其制造技术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的根本动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将技术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发挥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混合型的绿色创新。第一，构建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绿色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努力进入到新兴创新型国家行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提升重点高耗能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注重基础研究、基本技术的发展；尽快提高绿色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能力，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进行环境管理。第二，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产品质量和价值链攀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创造良好的万众创新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加强对传统制造行业进行绿色改造创新，推进对资源能源高依赖和高污染排放的相关制造行业向低碳环保转型。第三，完善以企业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鼓励制造企业将绿色技术推广与股份投资收益结合，联合创办科技企业与创新企业的工程。建设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于创新者赚钱效应形成最有效的创新激励，激发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对颠覆式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
2.优化区域制造业要素禀赋结构，夯实绿色发展的内生基础
新时代“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为中国在“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制造业的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等高端要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多数地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仍居于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其相对规模的扩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甚至还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实现结构转型是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最佳模式，它能够使经济体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并提供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要想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前提是升级目标行业（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能够产生比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高的生产率和附加值。
中国广阔的地域面积、制造业行业差异较大的禀赋状况，决定了在准确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具有更大的结构调整空间。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技术密集型领域的重点行业，积极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在一些优势领域的关键技术环节，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增材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涉及的关键共性技术、成果产业化等进行重点攻坚，重塑高端要素禀赋结构。
3.完善制造业绿色化区际协同机制，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应通过强化区域间的重大政策对接，形成跨行政区、跨区域板块的协同合作，以提升制造行业的资源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为目标，对体量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中国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相较于高技术产业具有更大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内升级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升级，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强化各地区绿色技术投入，着力推进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在制造企业中大力引入先进绿色技术，破解制造业现有的高能耗和高排放等技术难题，以现有资源环境为基础，积极推行绿色制造。推广应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数字信息技术，吸收采用现代化生产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关键工序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提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重塑传统制造业。第二，控制各地区过剩产能和污染排放的。对电力、煤炭、钢铁等高污染、高消耗行业进行落后产能的淘汰，化解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传统行业以及光伏、多晶硅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过剩产能。
4.加强政策工具引导，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力急需改变末端治理的管理模式，要通过完善制造业绿色发展政策工具倒逼企业发展模式及方式变革，实现资源能耗及减排管理的全过程控制。第一，政府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构建差别化、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体系，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穿于制造业整体发展。紧密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通过政策引导，完善绿色发展生态。实施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推广应用低碳技术，鼓励制造企业以材料替代、清洁生产等绿色生产方式开展绿色化改造。第二，通过政策引导，加大绿色资金投入。通过出台“绿色贷款”政策，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低碳资金政策，充分发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作用，加大对绿色制造的资金投入，引导资金流向高效、节能、环保等制造行业。同时要利用好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支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绿色技术研发，尤其是高技术行业中的基础研究和共性知识的开发，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共享，对共性薄弱环节提供资源配置和支持，以强化行业整体绿色升级。第三，各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根据制造业生产特点及转型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通过强化监管力度，做好绿色信用评级工作，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节能及清洁生产等方面技术的研发。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4期，整理：平 萍）
